唐克扬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有《从废园到燕园》、《树》、《长安的烟火》等学术、艺术、文学作品,最近被选中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
唐克扬由军火库的展场出来,走过威尼斯岛的水边,看到艳阳下水波阵阵地拍打着刚多拉小船,他觉得有点头晕晕两脚发飘的感觉,“它是一座浮在水面上的城市,又是一座被褫夺了真实、实在的生活的城市,充满了表面性和不安定感。”他说。 这位尚不是很知名的中国建筑人被选为今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而他为8月27日提前开幕的中国馆设定的主题叫“与中国约会”,这将是一场怎样的相遇呢……
困惑 艺术家在变成老板
记者:你长年在美国搞研究,回到国内做事是否不习惯,遇到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唐克扬:倒没有“最大的困惑”,只有无数的各种各样的不便。我觉得目前最棘手的是中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丢掉了传统中谦卑的品性,大家太过在乎自己的声音是否能被听到,很多艺术家考虑的首先不是事,而是自己的曝光率,如何最大限度地呈现自己的光环,这在艺术中带来很大的问题。
在建筑设计中,很多建筑师完全不关心作品的历史和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的可能性,这方面似乎超过了国外的同行。 国外也有自我十分膨胀的艺术家,但在大的社会系统中,人文学者多少还是在严酷的社会现实中起到了些微的调和作用,艺术和建筑让比较冷酷的现实变得稍微人性化一点,而不是变本加厉,但我们的艺术家好像是另外一类“大腕”,是小民工们得罪不起的老板。
记者:库哈斯获得了本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终身成就奖,你觉得这个奖值得吗?
唐克扬:有人提到,20世纪有两个建筑师既能说又能做,一个是柯布西耶,一个就是库哈斯。有的人想得明白但做不好,有的人做得好但说不明白,库哈斯这两点做得似乎都不错,他的建筑理论中所蕴含的思想性确实是很少有人企及的,不过,我觉得库哈斯说的还是比做的要好,他的建筑风格和建筑思想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这是他的特点。
当然,他在中国的作品出现的问题是另外一回事,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考一下金秋野在《读书》上的文字,说得比较平和而且公允。
思路 寻找后奥运的中国建筑
记者:能不能讲一下威尼斯双年展上中国馆的状况。
唐克扬:威尼斯更像是一个大派对,也是一个各方兴趣利益博弈的结果,国家馆这种体制也有它自身的规律,我本人更倾向于感性的、个人化的表达,但既然是代表国家的展览,就不免会有一些指示性的姿态。有时候很多艺术家的作品都很有意思,但要在整体风貌上呈现出“中国”还不太容易。事实上,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两件事,首先是不要给人们一个太过脸谱化的“中国”,尽量放轻松些,包括引入一些跨界的艺术家;其次我希望把这样的事件作为未来讨论的基础,所以我在画册和各种文本上下了很大的工夫。
记者:你的策展思路是怎样的?
唐克扬:我觉得建筑展览应该有好几个层次,一个是艺术家自己“作品”的故事,是创造性的;其二是学者和理论家们围绕这些作品的案例调查;再一个层次就是一般人是怎么看待这些,这样一来比较立体丰满。 这次的双年展总主题叫“人们相遇于建筑”,它把建筑问题变得感性和人间化了。
中国馆的主题叫做“与中国约会”应对了这个大的题目。我希望通过展览的空间讲述一个中国传统特有的“时机” 的问题,即后奥运的中国建筑如何面对未来。此前,很多展览都是“向后看”,“向下看”的,讲中国的传统如何富有诗意,中国的底层现实如何富有问题和智慧。我的看法是居于中间的,现实既不十分美好,也不是毫无希望。作为整体和个体的“中国”如何规划将来?这是我们需要思考、无法回避的问题。
记者:你如何展示这一思路呢?
唐克扬:我无意把展览做成展销会,或是对某个艺术家个人智慧的赞颂,建筑展重要的是提出针对未来的议题,在开放的公共空间中讨论“公共空间”的问题,本身需要开放、不确定的可能。基于此我选择了五位不同行业的“空间艺术家”,例如建筑师朱锫是以景观方式来处理建筑,景观建筑师朱育帆做的是一个广场式开放空间的“路引” ,室内亮相的艺术家樊跃和王潮歌是奥运会开幕式的导演,但他们这次做的是“举重若轻”的装置,也是“非物质化”的作品,探讨的是空间体验的可能性。
记者:你如何看待你在目前中国艺术和建筑界的位置?你受到巫鸿的影响很大,是否也会被认为学院派过重?
唐克扬:我不喜欢“学院派”一说,年轻点的时候有人会直接叫你书呆子,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说好听点叫 “学院派”。然而,既然你以某个学位做晋身阶,最好要有学院思考的基本质量,建筑和艺术都是关于思想,文化的事情当然要遵守文化的规律。
期望 所谓城市,需要静观
记者:今年刚获普利策建筑奖的妹岛和世也是本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总策展人,你喜欢她的作品吗?
唐克扬:我很喜欢她的作品。大多数中国建筑师只做自己的作品,不管别人喜不喜欢,而妹岛把咄咄逼人的建筑做到“没有”,把自己的个性融入整体性的空间表达,建筑成为一种无所不在而又若隐若现的“结构”后,自然地凸显出了其中的“生活”。这需要很高的技巧,包括轻薄建构的能力和对于建筑程序的深入理解。
记者:你怎么看上海世博会的建筑?
唐克扬:个体场馆还是很有意思的,意大利馆、法国馆等一些场馆,运用高智慧(而不完全是高科技)的手段,全方位地、浓缩地、感性地展示了“城市”,让观众的感官没有一处是闲着的,整个身心都受到了感染。对比之下,有的场馆虽然让没看到过这些东西的人开了眼界,但也让人感觉走过场,虽然“饱了眼福”,但完全是“通过式”的体验,很多东西没法静心品味。城市中很多东西不是在运动中能够体验的,需要“静观”。
记者:北京市现在又开展了鼓楼地区的改造工程,很多鼓楼附近的老胡同又即将消失,你如何看待北京市至今的老城改造?
唐克扬:如果建国初的“梁陈方案”真的成了现实,现在也许我们就是在另一个前提下讨论问题了。不过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我们只有更“建设性”地看待历史保护的议题。历史保护需要参考专家的意见,并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听取大众的反馈。但也不见得老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如果不能找到一种和城市生活对接的可能性,消极的历史保护在现实中就没有立足之地。城市改造的核心,在于要鼓励人们发现和利用城市空间,带来更多为社会普遍认可的新生活方式,这里有太复杂的社会学和经济学问题,不是我们自己独力可以解决。但有一点值得指出,就是使用建筑的人和设计建筑的人要有密切的关系,就像北京大学校园的例子一样,中间环节越少越好,这样才能鼓励大家积极地,负责任地营造出有品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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